李肇随后提出的总结性意见是“元和之风尚怪”，说明上述各家的“奇诡”“苦涩”“矫激”“浅切”“淫靡”“流荡”，都可用一“怪”字概括。奇“怪”是与“正”常相对而言的，可见这时的代表作家，其作品都已不同于被前人视作规范的作品。白居易《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》诗云：“诗到元和体变新。”可见白氏也以为这一时期的文坛上确是充满着“新”的气象。李肇以为“尚怪”，白氏以为“变新”，可以认为是异名同实而说来各有偏执之论。

据今存史料，韩愈为人很倨傲，韩门弟子中也常见这种作风。他们自视甚高，行为怪诞，甚至不近人情。这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现象。每当社会上形成某种强大的传统力量，对人形成压抑之时，那么挺身而出与之抗争的人，往往出现过分自负而具有的反“常”现象。韩愈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拓了很多新的战线，反骈排偶，人所共知，而在反对藩镇的政治斗争中，置生死于度外，尤其表现出了他雄大的气魄和百折不回的决心。

他与当代的文人都有交往，但关系最深的几位，则是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无法与之相比的孟郊、贾岛等人。韩门弟子中除张籍外，李翱、皇甫湜等人都要比他晚上一辈。

韩愈和白居易于德宗、宪宗两代曾多次同时在朝任职，但交往无多，直到穆宗长庆元年，韩愈作《雨中寄张博士籍侯主簿喜》一诗，白居易随作《和韩侍郎苦雨》诗一首，其后韩、白同游郑家池，白作《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吟诗小饮》，今存韩集未见和作。白又赠予《老戒》一篇，韩无酬和。长庆二年，韩愈有《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》诗一首，白氏随作《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》一诗酬答。其后韩愈又作《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》一诗，白氏随作《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》作答。自此之后，两人似已中断了交往，白居易还有《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》一诗，韩愈亦未和。不难看出，白居易的态度比较主动，而韩愈的态度可以说是近乎冷淡的。[15]

就在上面提到的最后一首诗中，白居易写道：“近来韩阁老，疏我我心知。户大嫌甜酒，才高笑小诗。”这些虽然是“戏”话，但也怕是实情。韩愈有意识地培植后进，开拓门户，故白氏以酒量甚宏为比，从而有“户大”之说。他才高气雄，喜作波涛万顷的古诗，不像白氏那样，喜作摇笔即来的“小律”。大约韩愈确是意识到自己“才高”，看不上白居易那种浅切的作品，所以不来酬答的吧。

和韩愈作风近似的弟子皇甫湜更是肆无忌惮地菲薄白氏。高彦休《阙史》卷上：

皇甫郎中湜气貌刚质，为文古雅，恃才傲物，性复褊而直。为郎时，乘酒使气，忤同列者；及醒，不自适，求分务温洛，时相允之。值伊瀍仍岁歉食，正郎滞曹不迁，省俸甚微，困悴且甚。尝因积雪，门无辙迹，庖突无烟。晋公时保厘洛宅，人有以为言者，由是卑辞厚礼，辟为留守府从事。正郎感激之外，亦比比乖事大之礼，公优容之如不及。先是，公讨淮西日，恩赐巨万，贮于集贤私第。公信浮屠教，且曰：“燎原之火，漂杵之诛，其无玉石俱焚者乎？”因尽舍讨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。危楼飞阁，琼砌璇题，就有日矣。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，请为刻珉之词，值正郎在座，忽发怒曰：“近舍某而远征白，信获戾于门下矣。且某之文，方白之作，自谓瑶琴宝瑟，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。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？某自此请长揖而退。”座客旁观，靡不股栗。公婉词敬谢之，且曰：“初不敢以仰烦长者，虑为大手笔见拒。是所愿也，非敢望也。”正郎赪怒稍解，则请斗酿而归。至家，独饮其半，寝酣数刻，呕哕而兴，乘醉挥毫，黄绢立就。又明日，洁本以献。文思古謇，字复怪僻，公寻绎久之，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。读毕叹曰：“木玄虚、郭景纯《江》《海》之流也。”因以宝车名马、缯彩器玩，约千余缗，置书命小将就第酬之。正郎省札，大忿，掷书于地，叱小将曰：“寄谢侍中，何相待之薄也？某之文，非常流之文也。曾与顾况为集序外，未尝造次许人。今者请制此碑，盖受恩深厚尔。其辞约三千余字，每字三匹绢，更减五分钱不得。”（原注：以上实录正郎语，故不文。）小校既恐且怒，跃马而归。公门下之僚属列校，咸扼腕切齿，思脔其肉。公闻之，笑曰：“真命世不羁之才也。”立遣依数酬之。（原注：愚幼年尝数其字，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，计送绢九千七百六十有二。[16]后逢寺之老僧曰师约者细为愚说，其数亦同。）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，辇负相属，洛人聚观，比之雍绛泛舟之役。正郎领受之，无愧色。

皇甫湜诋白文为“桑间濮上”，正是“浅切”“淫靡”的另一种说法。他把自己的文章比作“宝琴瑶瑟”，然而“文思古謇，字复怪僻”，裴度尚不能分其句读，正是“苦涩”的“奇诡”之作。而他这种高自期许、贬抑他人的极端做法，也是“矫激”的表现。

白居易的作风与此不同。皇甫湜死后，曾有《哭皇甫郎中》之作，内云：“《涉江》文一首，便可敌公卿。”自注：“持正奇文甚多，《涉江》一章尤著。”雍容大度，和韩氏门下人物的作风相去太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