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对贾岛诗风的形成和风靡也从社会原因作了解释他说“初唐的华贵
他对贾岛诗风的形成和风靡也从社会原因作了解释，他说：“初唐的华贵，盛唐的壮丽，以及最近‘十才子’的秀媚，都已腻味了，而且容易引起幻灭感……正在苦闷中，贾岛来了，他们得救了，他们惊喜得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”，“这里确乎是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……对了，惟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，恢复气力，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”。原来是社会普遍的要求鼓舞诗人的创作情绪，并使这种诗风成为一个时期的主要格调。不是吗？贾岛的诗从晚唐五代就开始享受被偶像化的荣誉，下而至于宋末的四灵、明季的钟谭、晚清的同光体，都由于末世气氛相似而一度掀起贾岛热，这都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。像这些用历史事实来阐明诗风的变化发展，往往说得深入透辟，令人信服，是一般文学史家所未曾留意的。无怪白永先生说这样“分析出来的唐诗局面，显然另是一种境界”。
作为文学史家的闻先生，对唐诗是深爱的，但并不偏爱。因此，尽管他列举了“诗的唐朝”不少优点，如好诗多在唐朝；诗的形式和内存变化到唐朝达到极点；唐诗的体制不仅是一代人的风格，实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诗体；从唐诗分支出后来的散文和传奇等文体，等等。可是从文学史的全局观点来看，他又不能不指出：“唐人把整个精力用在作诗上面，影响后代知识分子除了写诗百无一能，他们也要负一定的责任。”“虽然他们那样作也是社会背景造成的……可是国家的政治却因此倒了大霉。”
同时他还指出唐诗已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尽头。他说：“一部诗史，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。南宋的词已是强弩之末。就诗的本身说，连尤、杨、范、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，重复的，以后就更不必提了。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，都是无谓的挣扎。每一度挣扎，无非重新证实那一遍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。”这些话不仅使人明确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，而且也说明它只能是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成就，是可一而不可再，它可以作为珍贵的文学遗产来研究欣赏，却不能拿来作为复制假古董的模子。先生在这里评定了唐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，更为我们创造新文学指明了向前看的正确方向。
二、以文学进化论的观点论述唐诗的发展
闻先生对唐诗发展的看法有他独到的见解。从整个文学史发展来看，他说：“屈原以后，下迄东汉，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的暗淡时期。其实，从另一方面看，这时期的人真能实干，都在努力从事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，精神绝不麻木。自王莽酿成大的政治失败，以至魏晋时代，诗文大盛，而人的良心便不可问了。直到唐初，才渐有起色，诗歌由写自然进为写天道，再进为写人事，这就形成了杜甫这一派。我们总括这大段时期文学发展的情况，是否可以这样说：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有文学，晋魏六朝时期则有文学而没有良心，盛唐时期可说是文学与良心兼备，杜甫便是代表，他的伟大也在这里。”
就唐诗本身的发展来看，他说：“天宝大乱以后，门阀贵族势力几乎消灭殆尽，杜甫所代表的另一时代的新诗风就从此开始。宋人杨亿曾讥笑杜甫是‘村夫子’恰好是把他的士人身份跟以前那些贵族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和他同时而调子完全一致的元结编过一部《箧中集》，里面的作品全带乡村气味，跟过去那些在月光下、梦境中写成的贵族作品风格完全两样。从这系统发展下去，便是孟郊、韩愈、白居易、元稹等人的继起。他们的作风是以刻画清楚为主，不同于前人所标举的什么‘味外之味’‘一字千金’那一套玄妙的文学风格。这一派在宋代还有所发展。要问这一批人为什么在作品中专爱谈正义、道德和惯于愤怒不平呢？原因是他们跟上一时期贵族文人身份不同，他们都是寒族出身，在政治上容易受歧视，被欺负，因此牢骚也多。当他们由科举进入仕途以后，逐渐形成一个集团，这样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诗人的成份很自然地由贵族转变为士人了。其实，他们这种态度跟古代早期的贵族倒很接近，因为他们在性质上有着某些共同点。就是说早期的贵族，他们原是以武功起家，他们的地位是由自己的汗马功劳换来的，所以多能慷慨悲歌，直到魏武帝还保留着那一派的余风。唐代的士人也同样，必须靠自己的文才去争取一官半职，他们同早期贵族一样本由平民出身，跟人民生活比较接近，因此他们能从自己的生活遭遇联想到整个生民疾苦。从这点来说，也可以解释杜甫的‘三吏’‘三别’诸诗为什么会跟汉乐府近似，表现出一种清新质朴的健康风格。”
先生把安史之乱作为唐诗转变的界线，关键在于诗人的成份有了大的改变。他推崇杜甫，是因为这位诗人吸取了六朝以来的文学精华，又恢复了两汉文人关心生民哀乐的良心，“调整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，认定了诗人的责任，这种精神在中国诗坛是空前绝后的”。但又认为“诗的发展趋势，往往是由质朴走向绮靡，这也是人性自然的流露。我们既须承认事实，又须求其平衡，惟有大作家才能达到这一境界。所以读古人诗态度必须公平，不能有任何偏见，更不能用有颜色的眼镜去妄断是非，标新立异”。可见先生推崇杜甫的功绩正在于他能突破盛唐那种贵族诗人的风格，而开启了中晚唐和后世绵延不绝的现实主义诗风，所以他的诗当时没有被采入盛唐诗的选本里。
既然诗的发展趋势是由质朴走向绮靡，那么，指出大历诗人的艺术“着重于景物情绪的细致刻画是为词的诞生作了准备”，当然是肯定它是唐诗向前发展的进步倾向了，结论就只能是：“人们读词胜于读诗，读晚唐诗又胜于读盛唐诗。”这大胆的结论和正统学者们信守的“诗必盛唐”的传统观点是针锋相对的，但却符合唐诗发展的历史事实，也表现了先生以进步观点治文学史的真知灼见。
三、为新诗的创作发展向唐诗求取借鉴
